2017年

河北乡政府被指抱走女婴18年:家人寻娃多次挨打

2013-11-01 16:32 陕西新闻网 点击次数 :

10月31日,安新县圈头乡刘老根家,刘老根和老伴儿夏凤格坐在床上。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

10月31日,安新县圈头乡刘老根家,刘老根和老伴儿夏凤格坐在床上。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

  寻找失去的女儿18年,刘老根一家似乎看到了曙光。

  10月31日,安新县政府工作人员称,县里对于刘家的事情“高度重视,设立工作组,尽最大努力还原事实真相”。同一天,他们领到了法院的立案通知书。他们要求法院判决安新县政府履行信息公开义务,明确告知当年被抱走女婴的状况。

  女婴是刘家的三女儿。生下来12天被抱走,至今杳无音信。

  刘家坚持认为,是乡里的人将女儿抱走送人。有生之年,刘老根夫妇希望能见女儿一面。

  三娃

  河北省安新县圈头乡桥南村位于白洋淀深处。

  在这个村,姓刘的只有刘老根一家。刘老根往上推三代都只有一个儿子。在1984年生下儿子之后,刘老根和老伴儿夏凤格给儿子取名“领群”,希望儿子能领来一群孩子。

  1988年,女儿出生,取名“领弟”,盼着能够领一个弟弟来。

  后来随着计划生育,老根家也就放弃了再要孩子的念头。女儿的名字也就由“刘领弟”改为了“刘红”。

  1994年,在扎上节育环6年后,夏凤格下体不明原因出血,后经村乡两级计生部门同意,夏凤格取下了节育环。

  夏凤格意外怀孕,1995年5月28日,刘家的三娃出生了。村里的接生婆陈老千记得,孩子大约是夜里三点多出生,“很壮”。

  生下第三个孩子不在刘老根夫妇的计划之内,一个是计划生育查得严,一个是日子过得艰难,已经有了一双儿女。夏凤格记得,生下刘红后一年她又怀过一次孕,但是很快就把孩子做掉了。

  也不是没有担心,但是刘老根和夏凤格侥幸地寻思,怀孕的事儿村里都知道,中间也没来人,“大抵是想等孩子生下来罚钱”,而且两个人都是残疾人,“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吧。”老两口都沉浸在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中。

  刘老根回忆,6月7日晚上,圈头乡乡长尹福忠派当时派出所的临时工夏金成来到刘家,告诉他们,“孩子你们不能养了,要送人。”并称如果不肯的话就要打他们。

  两口子当即拒绝,刘老根随后被带到乡里打了一顿。

  回到家,两口子打算把孩子给刘老根的姐姐抚养。姐姐是二婚,第二任丈夫正好没生养,把孩子送到那里也不吃亏。但是这个想法在6月8日早晨被乡里的人否决,刘老根记得,8日一大早他又被带到乡里抽了几个耳光,乡里的人跟他说,“不能让这个孩子占乡里的生育指标,深圳新闻资讯 ,要送也是送到外乡。”

  刘老根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,之后他被乡里人扭送到家里,惊恐的夫妇俩不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
  分别

  两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合计着家里不多的财产,几间破房子,几捆苇席。“要是罚钱我们交就是了,”夏凤格说,她至今也想不通,为什么当时连交罚款的机会都没给他们。

  当天10点钟左右,夏金成带着两名陌生妇女来到刘家。又说了一句“孩子你们不能养了”,随后示意一老一少两名妇女抱走了襁褓中的婴儿。

  夏凤格记得,之前一天夜里孩子差不多一直在哭,到了第二天反而变得很安静。“我给娃吃了最后一口奶水,孩子就给抢走了。”

  接连挨了两顿揍,刘老根没力气再追出去,瘫在炕上的夏凤格也只知道哭。刘领群和刘红跟着两个妇女往外跑,想把妹妹抢回来,但很快被高大的夏金成隔开了。

  夏凤格记得,夏金成离开屋子时甩下了400块钱,告诉她“这是乡里的意思,你们也别哭也别闹,也不用再找了。”然后转身离开。

  刘领群一直跟到了村边。他记得,当时他追到村边,两个女人坐着小船离开的村里,“一会儿就晃到芦苇荡里看不见影儿了。”

  桥南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证实,当时两个妇女抱着孩子从刘家出来,急匆匆地上了船,很快就消失了。“当时河边围了好多人,都看到了。”

  寻找

  孩子去了哪儿,刘老根和夏凤格想弄清楚。“后来我说就算不要孩子,让我们知道是死是活也好。”刘老根一次次地往乡里找,结果多半是挨一顿打。

  挨了打养上两天,再继续找,再挨打,再找,是刘老根两口子对1995年下半年的全部记忆。

  之后几年,听说哪个村有抱养孩子的,两个人就兴冲冲地跑去问,但全部都失望而归。因为计划生育查得严,因此抱养孩子的人家大多是不能生育的家庭,这在农村是个大忌讳,因此有时问到门上,两人还会被臭骂一顿。

  辗转几年,刘老根找到当时撑船载两名妇女走的船夫,船夫告知当年两妇女在田庄码头上岸,之后便不知所踪。田庄属于另外的乡镇,在白洋淀,同名字的村子有三个,挨个儿打听之后,又一次地失望。

  有一年,刘老根卖糖葫芦的过程中碰到了邻村一个游贩,他跟刘老根说清楚他们女儿的下落。但是要说,得有个前提,就是要“借”给他2000元钱。

  家里没有多余的钱,夏凤格想到了当年夏金成扔下的400块钱,“那个钱我一直没花,见都不能见,黑心的。”最后反复商量,刘老根借了1000元给这个游贩。

  结果是钱给出去了,一丁点儿有用的消息都没得到。

  刘领群慢慢长大,寻找“三娃”的担子慢慢落到了他肩上,他去北京,饿了靠着献血给的面包和牛奶支撑了第一次北京之行;去石家庄找,去保定找,每次只要有一点点信心他都会跑到一个陌生的地儿一顿打听。

  七八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,杳无音讯。

  法律的途径

  2003年,学会上网的刘领群通过网络诉说自家的遭遇。他认识了河北一个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,在律师口中,刘老根一家第一次听到,乡里抱走孩子是“严重的违法行为”。

  同年,刘老根夫妇以行政行为违法为由,将安新县圈头乡政府告上法庭。虽然案件最终以安新县、保定市两级法院驳回上诉而告终,但是从这时开始,因为这个事儿“窝囊了将近10年”的刘家选择通过法律给失去的女儿讨要说法。

  在这次审理中,圈头乡政府承认,因刘老根妻子违反规定,乡政府工作人员曾委托夏金成去做原告的思想工作。但拒不承认指示夏金成抱走孩子的事情。

  夏金成当时的身份是圈头乡派出所的工作人员,夏金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,当时做刘老根工作包括抱走孩子都是乡政府指派,但对两名妇女的身份及去向,夏金成称,“记不清了,不知道了。”

  法律的路也不好走,“一次次的上诉,一次次的驳回,我们又不懂法,所以只能干着急。”刘老根说,这些年唯一的收获就是,通过律师的帮助,他知道了“乡里当时干的是违法的事儿,得有人出来负责任”。

  他们曾经一度看到了转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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